正当突尼斯、埃及，以及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吸引世界眼光，各方一致称赞新媒体发挥功能的同时，却有社会活动人士以及媒体专家指出各方未曾面对的盲点，认为新媒体即使能够传达信息，但却不利于革命的形成。
*万人响应一人到场，新媒体成为赎罪卷*
身兼社会运动人士、文化创意推动者、以及电视主持人等多重身份，台湾学者朱学恒在运用网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不过之前在与民运人士王丹合办的一场座谈会当中，他却以亲身经验，提出长期观察结果。就是使用了新媒体，反而浇熄了革命的火花。
朱学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Facebook，或是现在非常多的社交媒体，这些社会网络，其实比较像是新一代的科技赎罪卷，因为它把参与社会事务的成本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就是连署，按一个赞，你的社会责任就结束了。不是单纯倚靠科技，倚靠滑鼠跟大拇指，就可以推动革命。”
朱学恒发现，虚拟世界里的民意，经常无法跟现实世界接轨，更多时候反而降低现实生活当中参与政治的热情与行动。
他说：“经常发生一个状况，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说，就是‘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就是在网路上很多人响应说，‘对，是，这个很糟糕，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那样做’，然后到了最后，实际真的到现场的人，只是万分之一。有非常多的连署活动，有非常多的Facebook上的参与，往往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泄愤的管道。我觉得社会运动中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让人民把一件事情当作泄愤的管道时，他不会获得真正改进的，因为很简单，大家把怒气发泄掉之后，他就不会管社会进不进步了。”
中国政府也将网络当成让人民抒发压力和情绪的管道，除了某些敏感辞受到审查之外，各网上论坛或微博其实并没有严厉管制。朱学恒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正是利用了新媒体的特性，让新媒体能散发讯息，但无法产生革命。他对美国之音说：“网路上的放松，或是网路上的发泄，反而成为你在现实世界可以循规蹈矩，可以乖乖做人的解决方案。”
*新媒体反被独裁者利用*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出生在之前是共产主义国家、目前依旧是极权统治的白俄罗斯。他专精于研究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
他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演讲时说：“我们应该要认可科技的使用，不要轻忽科技重要性，是很重要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要认清，在埃及以及突尼斯的例子上，这些结果，那些成功的结果，可能刚好是由于当局无法完全掌握科技的力量，没有能力积极主动地、来势汹汹地控制这些科技。如果你看看那些数据，将埃及、突尼斯与中国、伊朗，甚至俄罗斯等国网络控制战略的精密程度相比，那些极权国家是要精细许多。他们已经投入大笔金钱以及资源，不只是要进行网路审查，审查所有的言论，事实上还尝试着要塑造舆论。”
他并举伊朗的推特革命为例，当时活动人士其实还是可以使用推特，因为这样政府更方便搜集情资，了解维权人士的计划与行踪。
莫罗佐夫指出，像中国这样有意愿，并且有能力管制网路的国家，有程度的开放网路自由，反而让政府有机可趁。
他说：“在中国，我们的确听到官员们谈论导引网络言论的需要性。我要再次声明，这与审查是非常的不同。他们（中国政府）的确想要参与互联网社群，他们的确想要参与博客，他们的确想要有能力塑造那些不断出现的对话。而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网上监控员，有许多人监视网上社群，有更多直接或间接受聘于他们的博客作家。在几个星期前的纽约时报上，有一段引用资深中国官员的话，很有意思。那位官员说他们对于敏感资讯以及威胁停留在网上的时间期限，是两个小时。”
莫罗佐夫说，引发埃及革命的脸书网页，从2010年6月就设立，而埃及政府直到六个月后才察觉，这与中国在两小时之内就能够删除网上敏感辞，大不相同，可见两国情况也不能类比，新媒体对中东地区以及对中国，效果并不一样。
*白俄罗斯模式和埃及模式都不能类比中国模式*
来自白俄罗斯的莫罗佐夫，特别说明了在新媒体策略上，俄罗斯模式并不能与中国模式类比。
他说：“许多人认为问题在于网络过滤。对于这些人而言，解决方法十分明确，就是确保每个在伊朗、在中国被禁的网站，都能够被看到。但我想这已经是5年前、7年前的状况了。在像俄罗斯、像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网路过滤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那些政府根本不封锁网站，除了少属几个例外的网站，以及儿童色情图片网之类的。所以你并不能将运用在俄罗斯的网路自由理论，拿来运用在翻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上头，因为中国内部有问题产生，所以它控制网络的方法是完全不同。”
他并且认为，运用社交媒体，反而让中国政府更容易掌握活动人士的想法和行踪。此外，如果中国有人在中国的网站上起了一个批评政府的社团，中国政府可以直接要求该公司将这社团关闭，而即使是如谷歌、Facebook等外国公司，在面对当地政府要求时，也都会选择合作。
莫罗佐夫也分析最近埃及革命，认为埃及模式也与中国模式不同。他说：“我认为埃及在网上维权活动取得成功的理由，是因为那发生在脸书上头。在埃及并没有当地的社交网络，政府没有能够控制的东西，政府也没有能够渗透的东西，或者是能够要求将整个社团删除或关闭。在俄罗斯以及中国，事态发展将会不同。因为那样的反政府社团可能会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上，而中国政府能够很容易的要求本地中国社交网络公司在6个小时之内将其删除，而不是像埃及那样，让那个社团在脸书上停留了7个月，并且还组织民众走上街头。”
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是人人网，有1.6亿的用户，其次是开心网，有1亿用户。Facebook目前尚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不过已经公开说过若要进入某国市场，必会遵守该国的法律规定，主动删除敏感言论。
*万人响应一人到场，新媒体成为赎罪卷*
身兼社会运动人士、文化创意推动者、以及电视主持人等多重身份，台湾学者朱学恒在运用网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不过之前在与民运人士王丹合办的一场座谈会当中，他却以亲身经验，提出长期观察结果。就是使用了新媒体，反而浇熄了革命的火花。
朱学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Facebook，或是现在非常多的社交媒体，这些社会网络，其实比较像是新一代的科技赎罪卷，因为它把参与社会事务的成本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就是连署，按一个赞，你的社会责任就结束了。不是单纯倚靠科技，倚靠滑鼠跟大拇指，就可以推动革命。”
朱学恒发现，虚拟世界里的民意，经常无法跟现实世界接轨，更多时候反而降低现实生活当中参与政治的热情与行动。
他说：“经常发生一个状况，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说，就是‘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就是在网路上很多人响应说，‘对，是，这个很糟糕，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那样做’，然后到了最后，实际真的到现场的人，只是万分之一。有非常多的连署活动，有非常多的Facebook上的参与，往往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泄愤的管道。我觉得社会运动中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让人民把一件事情当作泄愤的管道时，他不会获得真正改进的，因为很简单，大家把怒气发泄掉之后，他就不会管社会进不进步了。”
中国政府也将网络当成让人民抒发压力和情绪的管道，除了某些敏感辞受到审查之外，各网上论坛或微博其实并没有严厉管制。朱学恒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正是利用了新媒体的特性，让新媒体能散发讯息，但无法产生革命。他对美国之音说：“网路上的放松，或是网路上的发泄，反而成为你在现实世界可以循规蹈矩，可以乖乖做人的解决方案。”
*新媒体反被独裁者利用*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出生在之前是共产主义国家、目前依旧是极权统治的白俄罗斯。他专精于研究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
他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演讲时说：“我们应该要认可科技的使用，不要轻忽科技重要性，是很重要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要认清，在埃及以及突尼斯的例子上，这些结果，那些成功的结果，可能刚好是由于当局无法完全掌握科技的力量，没有能力积极主动地、来势汹汹地控制这些科技。如果你看看那些数据，将埃及、突尼斯与中国、伊朗，甚至俄罗斯等国网络控制战略的精密程度相比，那些极权国家是要精细许多。他们已经投入大笔金钱以及资源，不只是要进行网路审查，审查所有的言论，事实上还尝试着要塑造舆论。”
他并举伊朗的推特革命为例，当时活动人士其实还是可以使用推特，因为这样政府更方便搜集情资，了解维权人士的计划与行踪。
莫罗佐夫指出，像中国这样有意愿，并且有能力管制网路的国家，有程度的开放网路自由，反而让政府有机可趁。
他说：“在中国，我们的确听到官员们谈论导引网络言论的需要性。我要再次声明，这与审查是非常的不同。他们（中国政府）的确想要参与互联网社群，他们的确想要参与博客，他们的确想要有能力塑造那些不断出现的对话。而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网上监控员，有许多人监视网上社群，有更多直接或间接受聘于他们的博客作家。在几个星期前的纽约时报上，有一段引用资深中国官员的话，很有意思。那位官员说他们对于敏感资讯以及威胁停留在网上的时间期限，是两个小时。”
莫罗佐夫说，引发埃及革命的脸书网页，从2010年6月就设立，而埃及政府直到六个月后才察觉，这与中国在两小时之内就能够删除网上敏感辞，大不相同，可见两国情况也不能类比，新媒体对中东地区以及对中国，效果并不一样。
*白俄罗斯模式和埃及模式都不能类比中国模式*
来自白俄罗斯的莫罗佐夫，特别说明了在新媒体策略上，俄罗斯模式并不能与中国模式类比。
他说：“许多人认为问题在于网络过滤。对于这些人而言，解决方法十分明确，就是确保每个在伊朗、在中国被禁的网站，都能够被看到。但我想这已经是5年前、7年前的状况了。在像俄罗斯、像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网路过滤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那些政府根本不封锁网站，除了少属几个例外的网站，以及儿童色情图片网之类的。所以你并不能将运用在俄罗斯的网路自由理论，拿来运用在翻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上头，因为中国内部有问题产生，所以它控制网络的方法是完全不同。”
他并且认为，运用社交媒体，反而让中国政府更容易掌握活动人士的想法和行踪。此外，如果中国有人在中国的网站上起了一个批评政府的社团，中国政府可以直接要求该公司将这社团关闭，而即使是如谷歌、Facebook等外国公司，在面对当地政府要求时，也都会选择合作。
莫罗佐夫也分析最近埃及革命，认为埃及模式也与中国模式不同。他说：“我认为埃及在网上维权活动取得成功的理由，是因为那发生在脸书上头。在埃及并没有当地的社交网络，政府没有能够控制的东西，政府也没有能够渗透的东西，或者是能够要求将整个社团删除或关闭。在俄罗斯以及中国，事态发展将会不同。因为那样的反政府社团可能会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上，而中国政府能够很容易的要求本地中国社交网络公司在6个小时之内将其删除，而不是像埃及那样，让那个社团在脸书上停留了7个月，并且还组织民众走上街头。”
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是人人网，有1.6亿的用户，其次是开心网，有1亿用户。Facebook目前尚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不过已经公开说过若要进入某国市场，必会遵守该国的法律规定，主动删除敏感言论。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