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昌，中国著名刑法学者，2011年6月22日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马先生总是坚持真理，不屑隐讳。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热爱公义，为求法治，竭尽心力，终其一生。
马克昌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终于可以开怀畅饮了。马克昌，中国著名刑法学者，2011年6月22日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好友张思之和他最后一次喝酒是在两年前。当时，马先生的口腔已经处于长期溃疡的状态，对着交往三十多年的挚友，他调皮地说，我不能多喝，但是可以陪你尝一尝。
酒是马先生一生钟爱之物。他的身上隐隐透出爱酒之人的自得。马先生一副清瘦的面庞，眼睛澈亮，见过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位灵敏、温和的老人。
2011年6月26日上午9时，法学泰斗马克昌的追悼会在武汉举行。学界与政法界名流纷至前来追悼、或发来唁电。生前高山仰止，身后哀荣备至。
马先生1947年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到人民大学系统学习了苏联刑法的理论。1957年马先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时年31岁，在这个学术生命勃发的而立之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帮助党整风的赤诚之心，却被污蔑为“向党进攻”，结果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平反，他和他热爱的法律教育分开了整整22年。其间，武大法律系遭撤销，公检法被砸烂，他做过图书馆管理员，下过农场，所干的工作都和法律相距遥远。
他的学生、云南省高院院长许前飞感慨，作为一个研究刑法的专家，马先生的法学生涯前三十年如同他几乎倾注毕生心血的刑法一样命运多舛：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1950年开始起草，1957年反右时已有第22稿，再至1963年时已有第33稿。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冲击，直至1979年才得以问世。
造化弄人，平反后的第二年，他就被召上京，参加审判“四人帮”的工作，在法庭上为吴法宪辩护。日后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您当年遭此厄运，还会替“四人帮”成员辩护？
马先生说，法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是学法律的，总是希望这个国家能走上法治的道路。
为求法治，他竭尽心力，致其所志，终其一生。
研究法律，马先生做的是真学问。78岁那年，他靠一笔一划写出了80万字著作《比较刑法学原理》，学界为之一震。此时他早已名满法界，参加过刑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中央司法机关的智囊。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书中大量材料都是日文一手资料。
很多人不知道，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马先生自学了日语，他常常怀念那段不问世事无人干扰的做学问的好时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是他治学唯一的信条。
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学苏联刑法出身的马先生，对日本刑法和判例如数家珍，曾让台湾学者许秀兰非常惊诧，她说，日后请大陆学者赴台讲学，第一个就请马克昌。
马先生了解苏联刑法过于政治化的局限。他的大多数学生在入师门时，都曾被他要求选修日语或德语，日后都曾赴日本、德国学习，日本著名刑法学者西原春夫说马克昌是将日本刑法介绍到中国的恩人。
批评臧否，马先生说的是真问题。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批判，言犹在耳，“把律师和代理人作为一种犯罪的特殊主体，这是世界独有的，是中国刑法的耻辱！”他建议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坚持党的领导”要写，“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样要强调。
马先生认同社会进步，认为除了法治，别无他途。他真笃诚恳，总是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在司法机关的学生告诉他，全国人大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还没有具体解释，学生倾向于对黑社会做宽泛一点的认定，以更有利于打击犯罪。马先生听完忧心忡忡，“你怎么毕业没几年想法就有这么大的转变，看来中国的法治之路艰难啊！”
张思之和马先生都是至情至性之人。在张思之看来，马先生不急不躁，宽容大方，总是能找到妥当的处理方式，为官方所接受。
据马先生身边人介绍，有一次，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到马先生家里看望他，说到了党内的“双规”问题，马先生说要给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写信，反映一些问题，俞正声说，好，你来写我也来写。后来吴官正方面给马先生来信说明了情况，还就规范“双规”下发了一个通知。
死刑复核权刚收回最高法院不久，死刑政策曾有起伏，马先生写信给最高法院，鼓励他们一定要把“少杀慎杀”坚持住。
马先生深谙在中国社会现实下，法律专业知识必须同官方决策结合，方能对法治有实质性的推动。他的学生多在司法实务部门任要职，最高法院两位主掌生杀大权的副院长张军、熊选国，都曾受教于他门下。他的学生、人民大学教授谢望原说，马先生对学生，总是扶上马，再送一程。
他更有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律人少有的独立和冷静。在邓玉娇案中，他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娇没有受到强奸的危险，遭到公众猛烈批判，甚至有法律界人士说他晚节不保。真正了解马先生的人都为他抱不平。张思之听闻“晚节不保”的评价气愤难当；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者苏惠渔说，马老肯定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在马先生看来，外界之评云淡风轻。后来，他曾几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于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的胜利时，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终有一天会落在你身上。”
马先生和很多致力于法治的人都是朋友。记者可以随时拨通他的电话采访他。律师、法官找他请教，他总是欣然应允。“都八十多岁了，有时候让我看得很不忍心。”张思之说。1980年，因为都被召集到北京为审判四人帮做准备工作，张思之与马先生相识，因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双方可谓“一见钟情”，此后他们一直联系，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深厚友谊。这些年来，只要马先生到北京，或者张先生去武汉，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喝几杯，雷打不动。“大到时局小到心境，无话不谈，有时候几杯下去，还会动点感情。”
老朋友们总能从马先生那里得到温暖。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因搞教育改革被免职时，马先生第一个登门拜访安慰他，“你这些年搞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很支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因为给黑老大黎强辩护被骂时，马先生写信告诉他，你说的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不是犯罪的组织，没有错！信末还说，每个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作为律师，你正常履行职责，无可非议！
晚年时分，马先生有时会跟身边人感慨，中国法治进程太慢，自己使不上劲。
他最后一次参加最高法院的特邀专家咨询会是2010年初，当时他刚做完手术，身边人劝他别外出，他说，当面给最高法院院长提建议的机会不能错过。
因为白血球过低，马先生最后几个月里几乎没有抵抗力，医生嘱咐必须少跟人接触。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他的学生、武汉大学教授陈家林不忍打断，默默打着条幅，告诉老人家不要讲太久了。陈家林说，最后一次跟马先生通话，只能在重症病房外隔着玻璃看着他。他宽慰先生说，等他情况好一点，一起把《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写成。马先生说，尽力吧。一丝自知天命而无力挽回的遗憾令人动容。
一天后，马先生走了，留下了一个法律学者的清正、宽容、仁爱，和对公义的孜孜之求。瑞慈人权合作中心主任马兰娜在唁电中写道，“我深知马教授将会被世代中国法律学子和同行所铭记。他也将因对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开放态度、对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和刑事司法改革的贡献，为国际社会深深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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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总是坚持真理，不屑隐讳。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热爱公义，为求法治，竭尽心力，终其一生。
马克昌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终于可以开怀畅饮了。马克昌，中国著名刑法学者，2011年6月22日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好友张思之和他最后一次喝酒是在两年前。当时，马先生的口腔已经处于长期溃疡的状态，对着交往三十多年的挚友，他调皮地说，我不能多喝，但是可以陪你尝一尝。
酒是马先生一生钟爱之物。他的身上隐隐透出爱酒之人的自得。马先生一副清瘦的面庞，眼睛澈亮，见过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位灵敏、温和的老人。
2011年6月26日上午9时，法学泰斗马克昌的追悼会在武汉举行。学界与政法界名流纷至前来追悼、或发来唁电。生前高山仰止，身后哀荣备至。
马先生1947年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到人民大学系统学习了苏联刑法的理论。1957年马先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时年31岁，在这个学术生命勃发的而立之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帮助党整风的赤诚之心，却被污蔑为“向党进攻”，结果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平反，他和他热爱的法律教育分开了整整22年。其间，武大法律系遭撤销，公检法被砸烂，他做过图书馆管理员，下过农场，所干的工作都和法律相距遥远。
他的学生、云南省高院院长许前飞感慨，作为一个研究刑法的专家，马先生的法学生涯前三十年如同他几乎倾注毕生心血的刑法一样命运多舛：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1950年开始起草，1957年反右时已有第22稿，再至1963年时已有第33稿。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冲击，直至1979年才得以问世。
造化弄人，平反后的第二年，他就被召上京，参加审判“四人帮”的工作，在法庭上为吴法宪辩护。日后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您当年遭此厄运，还会替“四人帮”成员辩护？
马先生说，法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是学法律的，总是希望这个国家能走上法治的道路。
为求法治，他竭尽心力，致其所志，终其一生。
研究法律，马先生做的是真学问。78岁那年，他靠一笔一划写出了80万字著作《比较刑法学原理》，学界为之一震。此时他早已名满法界，参加过刑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中央司法机关的智囊。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书中大量材料都是日文一手资料。
很多人不知道，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马先生自学了日语，他常常怀念那段不问世事无人干扰的做学问的好时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是他治学唯一的信条。
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学苏联刑法出身的马先生，对日本刑法和判例如数家珍，曾让台湾学者许秀兰非常惊诧，她说，日后请大陆学者赴台讲学，第一个就请马克昌。
马先生了解苏联刑法过于政治化的局限。他的大多数学生在入师门时，都曾被他要求选修日语或德语，日后都曾赴日本、德国学习，日本著名刑法学者西原春夫说马克昌是将日本刑法介绍到中国的恩人。
批评臧否，马先生说的是真问题。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批判，言犹在耳，“把律师和代理人作为一种犯罪的特殊主体，这是世界独有的，是中国刑法的耻辱！”他建议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坚持党的领导”要写，“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样要强调。
马先生认同社会进步，认为除了法治，别无他途。他真笃诚恳，总是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在司法机关的学生告诉他，全国人大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还没有具体解释，学生倾向于对黑社会做宽泛一点的认定，以更有利于打击犯罪。马先生听完忧心忡忡，“你怎么毕业没几年想法就有这么大的转变，看来中国的法治之路艰难啊！”
张思之和马先生都是至情至性之人。在张思之看来，马先生不急不躁，宽容大方，总是能找到妥当的处理方式，为官方所接受。
据马先生身边人介绍，有一次，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到马先生家里看望他，说到了党内的“双规”问题，马先生说要给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写信，反映一些问题，俞正声说，好，你来写我也来写。后来吴官正方面给马先生来信说明了情况，还就规范“双规”下发了一个通知。
死刑复核权刚收回最高法院不久，死刑政策曾有起伏，马先生写信给最高法院，鼓励他们一定要把“少杀慎杀”坚持住。
马先生深谙在中国社会现实下，法律专业知识必须同官方决策结合，方能对法治有实质性的推动。他的学生多在司法实务部门任要职，最高法院两位主掌生杀大权的副院长张军、熊选国，都曾受教于他门下。他的学生、人民大学教授谢望原说，马先生对学生，总是扶上马，再送一程。
他更有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律人少有的独立和冷静。在邓玉娇案中，他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娇没有受到强奸的危险，遭到公众猛烈批判，甚至有法律界人士说他晚节不保。真正了解马先生的人都为他抱不平。张思之听闻“晚节不保”的评价气愤难当；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者苏惠渔说，马老肯定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在马先生看来，外界之评云淡风轻。后来，他曾几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于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的胜利时，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终有一天会落在你身上。”
马先生和很多致力于法治的人都是朋友。记者可以随时拨通他的电话采访他。律师、法官找他请教，他总是欣然应允。“都八十多岁了，有时候让我看得很不忍心。”张思之说。1980年，因为都被召集到北京为审判四人帮做准备工作，张思之与马先生相识，因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双方可谓“一见钟情”，此后他们一直联系，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深厚友谊。这些年来，只要马先生到北京，或者张先生去武汉，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喝几杯，雷打不动。“大到时局小到心境，无话不谈，有时候几杯下去，还会动点感情。”
老朋友们总能从马先生那里得到温暖。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因搞教育改革被免职时，马先生第一个登门拜访安慰他，“你这些年搞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很支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因为给黑老大黎强辩护被骂时，马先生写信告诉他，你说的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不是犯罪的组织，没有错！信末还说，每个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作为律师，你正常履行职责，无可非议！
晚年时分，马先生有时会跟身边人感慨，中国法治进程太慢，自己使不上劲。
他最后一次参加最高法院的特邀专家咨询会是2010年初，当时他刚做完手术，身边人劝他别外出，他说，当面给最高法院院长提建议的机会不能错过。
因为白血球过低，马先生最后几个月里几乎没有抵抗力，医生嘱咐必须少跟人接触。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他的学生、武汉大学教授陈家林不忍打断，默默打着条幅，告诉老人家不要讲太久了。陈家林说，最后一次跟马先生通话，只能在重症病房外隔着玻璃看着他。他宽慰先生说，等他情况好一点，一起把《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写成。马先生说，尽力吧。一丝自知天命而无力挽回的遗憾令人动容。
一天后，马先生走了，留下了一个法律学者的清正、宽容、仁爱，和对公义的孜孜之求。瑞慈人权合作中心主任马兰娜在唁电中写道，“我深知马教授将会被世代中国法律学子和同行所铭记。他也将因对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开放态度、对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和刑事司法改革的贡献，为国际社会深深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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