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意思是讲事情的发展，都是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当出现细小的不良风气征兆时，如果不能及时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处理，就会酿成不可逆转的大灾难。因此，作为昔日世界上的“两霸”国家之一，前苏联一夜之间的轰然崩溃，绝非不可抗力意外的“天灾”，而同样是“蚁穴”渗透日积月累的“人祸”使然。
前苏联的解体灭亡，是世界格局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大事件。其对世界历史影响，也是十分深远而广泛的。20多年来，对于前苏联灭亡的主要原因，国内外学者至今依然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截至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西方“和平演变”说、“货币战争”说、“星球大战”军备竞赛说、经济发展滞后说、政治“变修”倒退说、体制僵化官僚腐败说、“新思维”改革失误说等等。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外因，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因，上述种种说法似乎都自有其道理。
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平日里可见可闻的自然规律，并不是科学规律或真理的本质。我们平日里可见可闻的万事万物，也并不是这些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能够洞察和把握事物“不变”的“本质”，才近乎于“不变”之“天道”。所谓与时俱进的变化流行与创新，只能是在事物的形式与表象层面，而绝不可能触及和“改变”事物“不变”的“本质”。现实世界的迷惘，往往就在于这“道”与“名”的异彩纷呈。
那么，导致前苏联灭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其最致命的“蚁穴”，最早又是怎样“溃烂”开来的？我们不妨先看两条相关时讯，然后在继续讨论。
【1】蒙古决定将国企股权分给全民 私有化引发国民狂欢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7月02日报道，日前，蒙古国政府宣布将国有塔温陶勒盖矿(Erdenes-Tavan Tolgoi，下称“TT矿业公司”)股权分给蒙古全国280万名公民而备受瞩目。
分股于民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古国民平均每人将获得该公司536股的股权，共计15亿股。这一部分股权占TT矿业公司总股本的10%。蒙古政府把属于每位公民的股票存入他们的社会福利账户之中。
不过也有人担心，向全民发放TT矿业公司股票会不会重演历史上的一幕：此前，蒙古曾经也进行过把企业的股票分给人们，但投机者迅速散布到蒙古的穷乡僻壤，把现金摆到牧民们的面前，许多牧民眉开眼笑地用手中那些蓝色和粉色的股权换取了现金。这种大规模的资产转手造就了蒙古当今一些最大的富豪。
私有化的忧虑
蒙古国分红消息甫一宣布，对其重蹈俄罗斯“证券私有化”覆辙的担忧随之而来。
1992年，俄罗斯政府出台私有化法。接下来的四年中，俄罗斯的1.8万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完成私有化。但是，在重组、MBO等环节中，许多大型国企却被低价“贱卖”。
彼时，俄罗斯70%的企业选择了厂长经理加职工掌握51%控制权的模式。其后，厂长经理们利用资产优势收购工人的股份，私有化变质为内部人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华指出，俄罗斯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所以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并且很多企业股改后或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价不断贬值，当人们难以承受时便纷纷抛售股份以换取生计所需。就这样，绝大多数国企股份最终落到少数资本手中，全民股份化成为泡影。可见，这般“全民分股论”不仅未能挽救人们的生活，反使人们损失了全部国企资产，由此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蒙古国于1991年起实行私有化，目前，服务行业的私有化程度近百分之百。
证券市场快速发展
蒙古的股票市场最近几年来一直在高速发展。在刚过去的2010年，按照蒙古国当地货币计算，乌兰巴托股市2010年的累计涨幅高达136%。而截止到今年2月下旬，蒙古股市也再次出现大涨，虽然此后出现了大幅回调，但2011年来的涨幅仍超过20%。
面对蒙古股市的大涨，一些分析人士不无忧心地将蒙古的股票市场与哈萨克斯坦的股票市场进行了比较。2004至2008年期间，投资者对哈萨克斯坦石油储量所抱的希望推动了该国主要股指上涨了大约14倍，但这一指数此后却暴跌了80%。
【2】人大常委痛批食品监管：违法者先富 不顾人命者则暴富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07月03日报道，“多龙治水”咋就管不住食品安全。
背景：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各部门负责、分段管理的体制。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以及这次执法检查，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实行分段监管还是统一职能，有了观点争锋。
温孚江：当时在讨论食品安全法时，大家建议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来统一领导与协调。现在的问题是，领导小组的工作力度怎么样？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各管各的。这次人大的执法检查报告应该给政府一点触动。政府应该充分尊重全国人大这个有分量的报告，不是说说而已。现在基层的食品安全现状很不乐观，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行政化太严重、官僚化太严重，缺乏做实事的机构。
达列力汗·马米汗：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成本很低，给违法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虽然食品安全法也规定了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违法的成本太低。非法行为获利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被抓住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对利润的渴求超过了对法律的敬畏。
郑功成：在崇尚金钱、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下，唯利是图成了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损人利己之风因执法不严、底线失守而泛滥，经常有一些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得不到惩罚，或者是被打击以后死灰复燃。我们有食品安全法，还有一批法规与规章，包括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等等，为什么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还是执法不严，执法主体形同虚设，法律法规没有落到实处，结果是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
徐显明：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负起自己还未认识到的一种责任，即创造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诉讼条件，不要站在食品企业立场上，或是为了所谓“稳定”而压制诉讼，要尊重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法院在保证公民食品安全权利上负有终极责任。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还把重点放在“公权力”和政府体系的加强上，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年年问题不断。
【3】网闻博评：为何会“崇尚金钱”和“追求暴富”？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中美物价差“晒”出了啥》、《大道国学：“看不见的手”是谁的手》及《大道国学：天上掉下个“郭美美》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中国当今所遭遇“输入性通胀”的经济危机，所面临贫富两极分化与官商勾结腐败的社会危机，以及所出现“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道德滑坡”的文化危机，本身都是美国所鼓噪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这个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网络互连时代，我们更是要具有跳出中国看中国的世界视野和系统思维。
对于具有数千年“民以食为天”道德积淀的古老国度，1840年被输入和吸食毒品的“鸦片战争”，固然是外来“输入性”的民族灾难。而今日“转基因”毒食品的泛滥危机，则几乎已经是欲罢不能的自残自虐了！
“在崇尚金钱、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下，唯利是图成了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损人利己之风因执法不严、底线失守而泛滥，经常有一些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得不到惩罚，或者是被打击以后死灰复燃。”结果便是“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人大常委有这样的批评声音，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显而易见，“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现象和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管理技术性的法治问题，而是首先根源于道德信仰的迷失和堕落。用技术性的法治手段，来应对社会“道德滑坡”的危机，则无异于是“缘木求鱼”和“蚍蜉撼树”的幼稚。而这种“惟法治论”的教条迷信，其实也并不是时髦的“舶来品”。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同时就是苛法峻律体系的周期性崩溃与重建。若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魔力”，真的可以保障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那么也就不会出现从“大萧条”到“金融海啸”的全球性动荡和灾难了。而且，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前两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同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即所谓的“一战”和“二战”。
从人类世界最早的奴隶制时代成文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到中国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的封建君权法治，再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民主法治，乃至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法律从来就是社会强势群体与统治阶级道德意志的世俗表现，是以国家政权暴力机器为基础的强制性规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普世价值”法治形式，并不能掩盖法律与法治的阶级性本质。若刻意强调表面形式上的“普世价值”，而蓄意忽略“普世价值”表面下的阶级本质差异，则正是强势群体“惟法治论”迷信教条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就资本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而言，首先是基于自私自利“金钱崇拜”与大公无私“道义至上”之间的道德价值分野。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普世价值”区别，正是人类社会现代两大文明形态实质上是“背道而驰”的法理源头。
因此，当今社会“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现象和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管理技术性的法治问题，而是“在崇尚金钱、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下，唯利是图成了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损人利己之风因执法不严、底线失守而泛滥”的道德信仰迷失问题。至于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问题，仅仅只是“金钱崇拜”的方式手段与途径问题。再从媒体报道的蒙古“私有化引发国民狂欢”，到俄罗斯当年的“全民股份化成为泡影”，我们更应认真反思和借鉴的是，“金钱崇拜”的“损人利己之风”，究竟是怎样开始形成和泛滥的？或者说，“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是怎样一步步开始“滑坡”和缺失的？
【4】前苏联的“其亡也忽焉”
从毛泽东当年有关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延安窑洞谈话”精神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前苏联的兴亡史，绝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大国兴衰”和“帝国兴亡”。其最根本的区别，也正是在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性质对立。若仅仅以世界“大国兴衰”的“普世价值”形式逻辑来观察分析，是很难把握前苏联兴亡历史的真谛。
亦如上文所述，前苏联诞生和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烽火中。就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而言，在15世纪“老欧洲”开始远洋探险殖民掠夺的“大国崛起”轨迹里，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直到“新大陆”的美国，沙皇俄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介于二流到三流的老牌资本列强。同样段位的法、德、日、意等老牌资本列强，在向“世界一流”宝座的“屡败屡战”拼杀过程中所遭遇的惨烈阻击，也从侧面证明了俄国迈向世界一流强国必须有“独辟蹊径”的道路选择。
就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而言，列宁和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相对比较“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创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大事件。自此，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价值观，便都开始成为旧时代、旧体制和旧思想的时代标记。
如果以“惟生产力论”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看来，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无疑只能是英国或美国之类的世界一流发达国家。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苏联的迅速“后来居上”，便是不可能出现的人间奇迹。另一方面，这也以人类斗争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证明了精神与物质的哲学辩证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辩证关系。可人们的思想一旦崇尚金钱拜物，就很容易忽视人自身的价值及其意识能动性，也就很容易滑向“惟生产力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精神泥潭。
前苏联的“其兴也勃焉”，亦正如“其亡也忽焉”。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和实现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为苏共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进而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崛起奠定了道德信仰根基。而一旦作为一个尚处于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信仰征途上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逐渐开始淡忘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理想信仰，反而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和“金钱崇拜”的时候，苏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已经从精神源头上开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进程。
那时的苏共党员，当然不再强调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特殊性”，而是向常人甚至俗人的“七情六欲看齐”。那时的苏联，当然也不再强调社会主义政权制度的革命性与阶级性特征，反而回头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文明”接轨看齐。从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新思维”，苏共与苏联其实就一直是在这样“回头看”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中，日渐背叛了自己昔日的革命理想和信仰，并一步步走向与昔日革命敌人的同流合污。
若自己把自己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和“公仆”，人民群众自然就会义无反顾地拥护和追随。若自己把自己当成“父母官”与“执政党”，那么人群众自然就会按照对待“统治者”和“执政者”的历史逻辑对待之。不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苏共与苏联，而是苏共与苏联因脱离了人民群众而必然被抛弃。这就是历史的必然逻辑，更是由人民创造和决定的历史逻辑。
就世界大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兴起与制度化成熟，至少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取代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人类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没有实现之前，当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还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的时候，苏共及其领导的前苏联却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信仰，从思想上向资产阶级“缴械投诚”，最后反而在昔日敌人“反攻倒算”的进攻中走向解体灭亡。由此可见，前苏联的兴亡，最根本的异变，正是在于阶级革命远大理想信仰的道德升华或精神堕落。
进而言之，在从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人类社会将始终处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而这个革命与建设阶段，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即使是在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仍将相伴而行。其中，革命是保证建设的理想、信仰和目标方向，而建设则是革命继续向前的方法手段和物质保障。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反映了这种目标与手段的辩证统一。
然而，抛弃革命理想信仰而只讲经济建设，模糊阶级本质差异而追求文化“多元化”或“普世价值”的绝对性，正是导致当年苏联“红色帝国”轰然崩塌最致命的“蚁穴”所在。仅就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而言，前苏联的覆亡与俄罗斯的被“打回原形”，顶多可以算是俄国虚度了一个百年。那么，作为任何一个有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像俄国这样的被“打回原形”，中国“伤得起”吗？
或者，正如俄国当年的“独辟蹊径”与“特立独行”一样，历史给予中国的千年兴衰转折机遇，并不是在于追赶“国际惯例”的“普世价值”接轨，而恰恰是在于对这个“普世价值”的革命勇气与“独辟蹊径”的“特立独行”！
前苏联的解体灭亡，是世界格局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大事件。其对世界历史影响，也是十分深远而广泛的。20多年来，对于前苏联灭亡的主要原因，国内外学者至今依然是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截至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西方“和平演变”说、“货币战争”说、“星球大战”军备竞赛说、经济发展滞后说、政治“变修”倒退说、体制僵化官僚腐败说、“新思维”改革失误说等等。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外因，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因，上述种种说法似乎都自有其道理。
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平日里可见可闻的自然规律，并不是科学规律或真理的本质。我们平日里可见可闻的万事万物，也并不是这些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能够洞察和把握事物“不变”的“本质”，才近乎于“不变”之“天道”。所谓与时俱进的变化流行与创新，只能是在事物的形式与表象层面，而绝不可能触及和“改变”事物“不变”的“本质”。现实世界的迷惘，往往就在于这“道”与“名”的异彩纷呈。
那么，导致前苏联灭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其最致命的“蚁穴”，最早又是怎样“溃烂”开来的？我们不妨先看两条相关时讯，然后在继续讨论。
【1】蒙古决定将国企股权分给全民 私有化引发国民狂欢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07月02日报道，日前，蒙古国政府宣布将国有塔温陶勒盖矿(Erdenes-Tavan Tolgoi，下称“TT矿业公司”)股权分给蒙古全国280万名公民而备受瞩目。
分股于民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古国民平均每人将获得该公司536股的股权，共计15亿股。这一部分股权占TT矿业公司总股本的10%。蒙古政府把属于每位公民的股票存入他们的社会福利账户之中。
不过也有人担心，向全民发放TT矿业公司股票会不会重演历史上的一幕：此前，蒙古曾经也进行过把企业的股票分给人们，但投机者迅速散布到蒙古的穷乡僻壤，把现金摆到牧民们的面前，许多牧民眉开眼笑地用手中那些蓝色和粉色的股权换取了现金。这种大规模的资产转手造就了蒙古当今一些最大的富豪。
私有化的忧虑
蒙古国分红消息甫一宣布，对其重蹈俄罗斯“证券私有化”覆辙的担忧随之而来。
1992年，俄罗斯政府出台私有化法。接下来的四年中，俄罗斯的1.8万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完成私有化。但是，在重组、MBO等环节中，许多大型国企却被低价“贱卖”。
彼时，俄罗斯70%的企业选择了厂长经理加职工掌握51%控制权的模式。其后，厂长经理们利用资产优势收购工人的股份，私有化变质为内部人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华指出，俄罗斯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所以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并且很多企业股改后或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价不断贬值，当人们难以承受时便纷纷抛售股份以换取生计所需。就这样，绝大多数国企股份最终落到少数资本手中，全民股份化成为泡影。可见，这般“全民分股论”不仅未能挽救人们的生活，反使人们损失了全部国企资产，由此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蒙古国于1991年起实行私有化，目前，服务行业的私有化程度近百分之百。
证券市场快速发展
蒙古的股票市场最近几年来一直在高速发展。在刚过去的2010年，按照蒙古国当地货币计算，乌兰巴托股市2010年的累计涨幅高达136%。而截止到今年2月下旬，蒙古股市也再次出现大涨，虽然此后出现了大幅回调，但2011年来的涨幅仍超过20%。
面对蒙古股市的大涨，一些分析人士不无忧心地将蒙古的股票市场与哈萨克斯坦的股票市场进行了比较。2004至2008年期间，投资者对哈萨克斯坦石油储量所抱的希望推动了该国主要股指上涨了大约14倍，但这一指数此后却暴跌了80%。
【2】人大常委痛批食品监管：违法者先富 不顾人命者则暴富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07月03日报道，“多龙治水”咋就管不住食品安全。
背景：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各部门负责、分段管理的体制。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以及这次执法检查，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实行分段监管还是统一职能，有了观点争锋。
温孚江：当时在讨论食品安全法时，大家建议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来统一领导与协调。现在的问题是，领导小组的工作力度怎么样？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各管各的。这次人大的执法检查报告应该给政府一点触动。政府应该充分尊重全国人大这个有分量的报告，不是说说而已。现在基层的食品安全现状很不乐观，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行政化太严重、官僚化太严重，缺乏做实事的机构。
企业对利润渴求为啥超过对法律敬畏
背景：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对食品安全犯罪惩罚力度不够，企业违法成本太低，成为在很多委员中产生共鸣的话题。达列力汗·马米汗：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成本很低，给违法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虽然食品安全法也规定了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违法的成本太低。非法行为获利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被抓住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对利润的渴求超过了对法律的敬畏。
郑功成：在崇尚金钱、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下，唯利是图成了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损人利己之风因执法不严、底线失守而泛滥，经常有一些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得不到惩罚，或者是被打击以后死灰复燃。我们有食品安全法，还有一批法规与规章，包括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等等，为什么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还是执法不严，执法主体形同虚设，法律法规没有落到实处，结果是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
准入制度不合理能实现有效监管吗
背景：如何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给民众一个放心的餐桌，委员们结合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有了更多的发现和思考。徐显明：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负起自己还未认识到的一种责任，即创造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诉讼条件，不要站在食品企业立场上，或是为了所谓“稳定”而压制诉讼，要尊重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法院在保证公民食品安全权利上负有终极责任。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还把重点放在“公权力”和政府体系的加强上，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年年问题不断。
【3】网闻博评：为何会“崇尚金钱”和“追求暴富”？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中美物价差“晒”出了啥》、《大道国学：“看不见的手”是谁的手》及《大道国学：天上掉下个“郭美美》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中国当今所遭遇“输入性通胀”的经济危机，所面临贫富两极分化与官商勾结腐败的社会危机，以及所出现“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道德滑坡”的文化危机，本身都是美国所鼓噪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这个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网络互连时代，我们更是要具有跳出中国看中国的世界视野和系统思维。
对于具有数千年“民以食为天”道德积淀的古老国度，1840年被输入和吸食毒品的“鸦片战争”，固然是外来“输入性”的民族灾难。而今日“转基因”毒食品的泛滥危机，则几乎已经是欲罢不能的自残自虐了！
“在崇尚金钱、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下，唯利是图成了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损人利己之风因执法不严、底线失守而泛滥，经常有一些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得不到惩罚，或者是被打击以后死灰复燃。”结果便是“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人大常委有这样的批评声音，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显而易见，“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现象和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管理技术性的法治问题，而是首先根源于道德信仰的迷失和堕落。用技术性的法治手段，来应对社会“道德滑坡”的危机，则无异于是“缘木求鱼”和“蚍蜉撼树”的幼稚。而这种“惟法治论”的教条迷信，其实也并不是时髦的“舶来品”。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同时就是苛法峻律体系的周期性崩溃与重建。若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魔力”，真的可以保障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那么也就不会出现从“大萧条”到“金融海啸”的全球性动荡和灾难了。而且，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前两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同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即所谓的“一战”和“二战”。
从人类世界最早的奴隶制时代成文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到中国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的封建君权法治，再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民主法治，乃至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法律从来就是社会强势群体与统治阶级道德意志的世俗表现，是以国家政权暴力机器为基础的强制性规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普世价值”法治形式，并不能掩盖法律与法治的阶级性本质。若刻意强调表面形式上的“普世价值”，而蓄意忽略“普世价值”表面下的阶级本质差异，则正是强势群体“惟法治论”迷信教条的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就资本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而言，首先是基于自私自利“金钱崇拜”与大公无私“道义至上”之间的道德价值分野。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普世价值”区别，正是人类社会现代两大文明形态实质上是“背道而驰”的法理源头。
因此，当今社会“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现象和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管理技术性的法治问题，而是“在崇尚金钱、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下，唯利是图成了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损人利己之风因执法不严、底线失守而泛滥”的道德信仰迷失问题。至于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问题，仅仅只是“金钱崇拜”的方式手段与途径问题。再从媒体报道的蒙古“私有化引发国民狂欢”，到俄罗斯当年的“全民股份化成为泡影”，我们更应认真反思和借鉴的是，“金钱崇拜”的“损人利己之风”，究竟是怎样开始形成和泛滥的？或者说，“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是怎样一步步开始“滑坡”和缺失的？
【4】前苏联的“其亡也忽焉”
从毛泽东当年有关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延安窑洞谈话”精神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前苏联的兴亡史，绝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大国兴衰”和“帝国兴亡”。其最根本的区别，也正是在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性质对立。若仅仅以世界“大国兴衰”的“普世价值”形式逻辑来观察分析，是很难把握前苏联兴亡历史的真谛。
亦如上文所述，前苏联诞生和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烽火中。就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而言，在15世纪“老欧洲”开始远洋探险殖民掠夺的“大国崛起”轨迹里，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直到“新大陆”的美国，沙皇俄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介于二流到三流的老牌资本列强。同样段位的法、德、日、意等老牌资本列强，在向“世界一流”宝座的“屡败屡战”拼杀过程中所遭遇的惨烈阻击，也从侧面证明了俄国迈向世界一流强国必须有“独辟蹊径”的道路选择。
就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而言，列宁和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相对比较“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创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大事件。自此，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价值观，便都开始成为旧时代、旧体制和旧思想的时代标记。
如果以“惟生产力论”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看来，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无疑只能是英国或美国之类的世界一流发达国家。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苏联的迅速“后来居上”，便是不可能出现的人间奇迹。另一方面，这也以人类斗争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证明了精神与物质的哲学辩证关系，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辩证关系。可人们的思想一旦崇尚金钱拜物，就很容易忽视人自身的价值及其意识能动性，也就很容易滑向“惟生产力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精神泥潭。
前苏联的“其兴也勃焉”，亦正如“其亡也忽焉”。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和实现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为苏共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进而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崛起奠定了道德信仰根基。而一旦作为一个尚处于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信仰征途上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逐渐开始淡忘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理想信仰，反而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和“金钱崇拜”的时候，苏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已经从精神源头上开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进程。
那时的苏共党员，当然不再强调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特殊性”，而是向常人甚至俗人的“七情六欲看齐”。那时的苏联，当然也不再强调社会主义政权制度的革命性与阶级性特征，反而回头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文明”接轨看齐。从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新思维”，苏共与苏联其实就一直是在这样“回头看”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中，日渐背叛了自己昔日的革命理想和信仰，并一步步走向与昔日革命敌人的同流合污。
若自己把自己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和“公仆”，人民群众自然就会义无反顾地拥护和追随。若自己把自己当成“父母官”与“执政党”，那么人群众自然就会按照对待“统治者”和“执政者”的历史逻辑对待之。不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苏共与苏联，而是苏共与苏联因脱离了人民群众而必然被抛弃。这就是历史的必然逻辑，更是由人民创造和决定的历史逻辑。
就世界大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兴起与制度化成熟，至少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取代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人类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没有实现之前，当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还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的时候，苏共及其领导的前苏联却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信仰，从思想上向资产阶级“缴械投诚”，最后反而在昔日敌人“反攻倒算”的进攻中走向解体灭亡。由此可见，前苏联的兴亡，最根本的异变，正是在于阶级革命远大理想信仰的道德升华或精神堕落。
进而言之，在从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人类社会将始终处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而这个革命与建设阶段，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即使是在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仍将相伴而行。其中，革命是保证建设的理想、信仰和目标方向，而建设则是革命继续向前的方法手段和物质保障。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反映了这种目标与手段的辩证统一。
然而，抛弃革命理想信仰而只讲经济建设，模糊阶级本质差异而追求文化“多元化”或“普世价值”的绝对性，正是导致当年苏联“红色帝国”轰然崩塌最致命的“蚁穴”所在。仅就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而言，前苏联的覆亡与俄罗斯的被“打回原形”，顶多可以算是俄国虚度了一个百年。那么，作为任何一个有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像俄国这样的被“打回原形”，中国“伤得起”吗？
或者，正如俄国当年的“独辟蹊径”与“特立独行”一样，历史给予中国的千年兴衰转折机遇，并不是在于追赶“国际惯例”的“普世价值”接轨，而恰恰是在于对这个“普世价值”的革命勇气与“独辟蹊径”的“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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