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是对的；现在，凡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就是对的”。这句话，是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对少数经济学家的批评，他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听了，觉得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此。2004年秋天，当我的《拐点: 影响中国未来的１２个月》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我就将林毅夫的这句话，写进了这篇台湾版的序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20世纪80年代初，罗大佑唱出了先行一步的台湾，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进程中的失落与彷徨。20年过去了，反观21世纪初叶的中国大陆，问题早已不再仅仅是置身工业化的浪潮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既可看到一个改革中效率毕现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显失公平的隐忧重重的中国。
究竟如何把握和描述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25年前从台湾泅水至大陆的高级智囊林毅夫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200年来最好的时代。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腐败肆虐的最坏的时代。被人称作“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援引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说: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坏的时代。
聚讼纷纭的局面表明，时代越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发浓厚。《拐点: 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连续三个月蝉联《南方都市报》社科类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发现，人们对仓促间写成的欠考究的文字并不在意，他们感兴趣的是，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的中国是否真的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中国是否真的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拐点，并开始25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据我的初步观察，读者对本书的基本态度，大略有三:
“认同”。持此观点者认为，我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整合和梳理，提供了一个批阅时代的模本和标本，这是一种对社会走势较为精确的独特解读和提炼。“反对”。持此论者指称，我描述的12个月，只是一个节点，我将一个节点说成“拐点”，显得过于随意。更有甚者，将我责备成一个时代的“吹鼓手”。“中立”。持此观点的人们觉得，我很敏锐地把握住了“公正”、“宪政”、“人本”和“多元”等这些时代命题，这也的确是胡温元年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鲜明的趋向。但一些同样在这一年内发生的、不一定符合这些趋向的重大事件，被我有意无意地疏漏了。
认同也好，反对也罢，任何评价都是读者的自由。于我，则坚持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执掌中国的邓小平背离了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径选择，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次转型的一个重大标志，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改变了“一大二公”体制下的“平均分配”。
肇始于2003年3月的第二次转型，修正了25年来不曾松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径。GDP的风向标被拔除，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改写了赢家通吃的旧格局。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等等旧式社会主义的合理理念，得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转为社会体制改革为主的方向性转变，凸显了中国第二次转型的方向，显示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调。所以我强调，此间12个月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的一个时代拐点。
我在论述己见时，直接采用了四个判断句:“公正主义”终结“富人时代”；“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终结，只是“行将终结”，或者说“可能终结”。判断句的使用，只是希望用一种更为鲜明的方式，提请读者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当然，我不能也不会期待人们对我表示认同。我说过，凭借12个月的新政断言中国走向，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我要辩驳部分同人对我写作此书的动机的善意曲解。他们谓我借解读“当代史”之机，曲折表达我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某种期待，试图造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民间舆论压力。
我以为，这样的善意曲解，染有浓郁的意识形态的印记。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我对此间12个月的梳理，只是一个记者对当代历史的技术化的解读。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避免将个人在政治上的主张渗透其中。这是因为，较之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更为技术化。顺便说一句，人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判断之所以大相径庭，往往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作祟。
几个月前，我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对时代好坏的判断中，林坚持放弃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从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曾经，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是对的；现在，凡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就是对的”。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想，世间事，事不同理同。经济学家如此，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判断，完全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就会失之偏颇。
我听了，觉得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此。2004年秋天，当我的《拐点: 影响中国未来的１２个月》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我就将林毅夫的这句话，写进了这篇台湾版的序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20世纪80年代初，罗大佑唱出了先行一步的台湾，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进程中的失落与彷徨。20年过去了，反观21世纪初叶的中国大陆，问题早已不再仅仅是置身工业化的浪潮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既可看到一个改革中效率毕现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显失公平的隐忧重重的中国。
究竟如何把握和描述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25年前从台湾泅水至大陆的高级智囊林毅夫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200年来最好的时代。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腐败肆虐的最坏的时代。被人称作“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援引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说: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坏的时代。
聚讼纷纭的局面表明，时代越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发浓厚。《拐点: 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连续三个月蝉联《南方都市报》社科类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发现，人们对仓促间写成的欠考究的文字并不在意，他们感兴趣的是，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的中国是否真的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中国是否真的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拐点，并开始25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据我的初步观察，读者对本书的基本态度，大略有三:
“认同”。持此观点者认为，我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整合和梳理，提供了一个批阅时代的模本和标本，这是一种对社会走势较为精确的独特解读和提炼。“反对”。持此论者指称，我描述的12个月，只是一个节点，我将一个节点说成“拐点”，显得过于随意。更有甚者，将我责备成一个时代的“吹鼓手”。“中立”。持此观点的人们觉得，我很敏锐地把握住了“公正”、“宪政”、“人本”和“多元”等这些时代命题，这也的确是胡温元年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鲜明的趋向。但一些同样在这一年内发生的、不一定符合这些趋向的重大事件，被我有意无意地疏漏了。
认同也好，反对也罢，任何评价都是读者的自由。于我，则坚持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执掌中国的邓小平背离了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径选择，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次转型的一个重大标志，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改变了“一大二公”体制下的“平均分配”。
肇始于2003年3月的第二次转型，修正了25年来不曾松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径。GDP的风向标被拔除，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改写了赢家通吃的旧格局。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等等旧式社会主义的合理理念，得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转为社会体制改革为主的方向性转变，凸显了中国第二次转型的方向，显示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调。所以我强调，此间12个月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的一个时代拐点。
我在论述己见时，直接采用了四个判断句:“公正主义”终结“富人时代”；“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终结，只是“行将终结”，或者说“可能终结”。判断句的使用，只是希望用一种更为鲜明的方式，提请读者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当然，我不能也不会期待人们对我表示认同。我说过，凭借12个月的新政断言中国走向，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我要辩驳部分同人对我写作此书的动机的善意曲解。他们谓我借解读“当代史”之机，曲折表达我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某种期待，试图造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民间舆论压力。
我以为，这样的善意曲解，染有浓郁的意识形态的印记。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我对此间12个月的梳理，只是一个记者对当代历史的技术化的解读。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避免将个人在政治上的主张渗透其中。这是因为，较之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更为技术化。顺便说一句，人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判断之所以大相径庭，往往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作祟。
几个月前，我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对时代好坏的判断中，林坚持放弃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从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曾经，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是对的；现在，凡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就是对的”。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想，世间事，事不同理同。经济学家如此，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判断，完全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就会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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