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外国朋友的提示：惊出我一身冷汗！
前天在机场遇到一阿联酋人，不知道怎么扯到南海问题背后的美国因素，这个老外操着生硬的汉语夹着英语和阿拉伯语很有见解的说了下面一段话：我觉得有点见解，因此转述:（因本人外语较差，有些是朋友转译，如有偏差望谅）
老外说：南海的问题起因于海底有石油，加上一些媒体的夸张宣传将之称为远东的波斯湾，导致美国那些嗜油成性的政客将目光投向这里，但就现实而言南海的产油量很小，目前的产油量对世界原油市场没有任何影响，不过由于周边各国都在南海加紧投资，未来十年南海的产油量将会迅速扩大，当某一天，南海的产油量能达到波斯湾的十分之一的时候，那么南海油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世界石油市场有直接影响，到那个时候，贪婪的美国势力集团势必要打破头往南海挤，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美国人是最热衷于为了石油打仗的。美国在中东为了石油打了无数的仗，而索马里因为没有石油，无论这个北非小国怎么胡闹，美国都懒得去干涉。
老外接着反问我道：你们中国人是希望在南海还没有成为波斯湾之前花较小的代价解决南海问题呢，还是希望等到十年后南海真的成为波斯湾那样的产油区之后再解决问题呢，需要提醒的是，一旦南海成为能对世界原油市场产生影响的产油区之后，不光是美国，美国所有的小跟班和二狗子们都会跟着美帝打着各种各样旗号到南海耀武扬威，而到时候，南海的形势将会变得更加对中国不利。
老外临行前看着我疑惑的样子，笑道，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打赌，因为作为生活在产油区的我，肯定要比你们中国人更加了解美国政治背后的利益集团对石油的怂恿和贪婪。 因此作为第三世界的朋友，我对你们的忠告就是，当南海的石油产量还在低水平的时候，抓紧解决南海问题吧。
结束语，我一直认为阿拉伯人因为富有和宗教的缘故，都是懒散，不爱学习，看问题不深刻的人，但这位迪拜大哥的一席话，让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见解的，南海问题的复杂程度当然不光是石油，既有70年代的国力因素，又有韬光养晦自困手脚的因素，还有美国人遏制中国的政治因素，但起码在南海石油产量较低的时候，美国政府背后的利益集团不会支持奥巴马在南海介入很深，如果死很多人又搞不到油的话，美国民众也不会支持政府打仗；但一旦南海生产的石油足够多的时候，那么菲越可以拿着油气开发的利益招牌邀请美帝来南海蹚浑水，而为了石油多死几个美国大兵，在美国是可以接受的。（这一点很好理解，美国在伊拉克死几千人仗还在继续打，但在索马里才摔了几架直升机全国就炸开锅，接着就撤军）
因此，时不待我，机不再来，摒除国人禁谈的政治因素，就纯石油因素而言，老外的观点有值我等深思考！
老外说：南海的问题起因于海底有石油，加上一些媒体的夸张宣传将之称为远东的波斯湾，导致美国那些嗜油成性的政客将目光投向这里，但就现实而言南海的产油量很小，目前的产油量对世界原油市场没有任何影响，不过由于周边各国都在南海加紧投资，未来十年南海的产油量将会迅速扩大，当某一天，南海的产油量能达到波斯湾的十分之一的时候，那么南海油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世界石油市场有直接影响，到那个时候，贪婪的美国势力集团势必要打破头往南海挤，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美国人是最热衷于为了石油打仗的。美国在中东为了石油打了无数的仗，而索马里因为没有石油，无论这个北非小国怎么胡闹，美国都懒得去干涉。
老外接着反问我道：你们中国人是希望在南海还没有成为波斯湾之前花较小的代价解决南海问题呢，还是希望等到十年后南海真的成为波斯湾那样的产油区之后再解决问题呢，需要提醒的是，一旦南海成为能对世界原油市场产生影响的产油区之后，不光是美国，美国所有的小跟班和二狗子们都会跟着美帝打着各种各样旗号到南海耀武扬威，而到时候，南海的形势将会变得更加对中国不利。
老外临行前看着我疑惑的样子，笑道，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打赌，因为作为生活在产油区的我，肯定要比你们中国人更加了解美国政治背后的利益集团对石油的怂恿和贪婪。 因此作为第三世界的朋友，我对你们的忠告就是，当南海的石油产量还在低水平的时候，抓紧解决南海问题吧。
结束语，我一直认为阿拉伯人因为富有和宗教的缘故，都是懒散，不爱学习，看问题不深刻的人，但这位迪拜大哥的一席话，让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见解的，南海问题的复杂程度当然不光是石油，既有70年代的国力因素，又有韬光养晦自困手脚的因素，还有美国人遏制中国的政治因素，但起码在南海石油产量较低的时候，美国政府背后的利益集团不会支持奥巴马在南海介入很深，如果死很多人又搞不到油的话，美国民众也不会支持政府打仗；但一旦南海生产的石油足够多的时候，那么菲越可以拿着油气开发的利益招牌邀请美帝来南海蹚浑水，而为了石油多死几个美国大兵，在美国是可以接受的。（这一点很好理解，美国在伊拉克死几千人仗还在继续打，但在索马里才摔了几架直升机全国就炸开锅，接着就撤军）
因此，时不待我，机不再来，摒除国人禁谈的政治因素，就纯石油因素而言，老外的观点有值我等深思考！
2011年7月3日星期日
社会主义五百年
84岁的高放教授家住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子里，房子在4楼，90平方米，没有电梯，每天爬楼上下也习惯了。书房里堆满了书，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杂志堆到了走廊。房间没有装修过，摆着1970、1980年代的家具。
高放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时期的元老，从23岁开始走上讲台到现在61年了，自称“平民教授”。1981年他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导，因为在学术界的敢言，“高放”的名字被同行解读为“思想高度解放”。
2009年教育部在人大设了文科一级教授的试点，高放被评为人大惟一的政治学科的荣誉一级教授，“相当于荣誉院士或荣誉学部委员”。教育部至今还没有规定一级教授该享受的相应待遇。“别人到我家里一看，说你住的房间怎么还这个样子？我说，学校没有亏待我，学校前年颁发荣誉一级教授证书时还给我照了相，校长给我送了鲜花。”高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博士生定期来他家挤着上课，他眼睛有病，不能用电脑，学术活动还很繁忙。这些天，他在为几家杂志撰写有关建党九十周年的论文。
中国本应从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
南方周末：你研究社会主义六十多年了，关于社会主义话题，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高放：最关心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在什么样、将来往哪里去。
最近于幼军、黎元江出了一套书《社会主义五百年》，这个题目是我建议的。书前两卷早就出版了，当时叫《社会主义四百年》。我说社会主义不只400年，社会主义思想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算起，到现在应该是近500年。
现在中国人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就是作为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为什么到74年的时候垮了？苏联模式垮了不只苏联一国，还要加上整个东欧一片八国，还有亚洲的蒙古和柬埔寨，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本来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江山，人口、地理、工业产量几乎都是三分之一天下了，这十一国为什么稀里哗啦地在1990年代初整个垮台了？
现在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剩下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中国取得的成就最大，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古巴、越南、朝鲜、老挝要借鉴我们的经验，建设越南特色、朝鲜特色、老挝特色、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南方周末：中国搞的社会主义现在来看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高放：我觉得从中共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这段搞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俄国原是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原是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突出贡献是从1930年代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认识到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中国应该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但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认识转变了，认为不能长期搞新民主主义，应该尽快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已经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一建国就宣布“一边倒”，倒向苏联这边，东欧八国大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政权，通过人民民主形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中国还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跟人家差了一截。当时那样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加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也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分三步走，资本主义改造也分了三步走，先是加工订货，后来发展到公私合营，最后全行业合营，不是简单的对资本家剥夺和排挤。但是也因为从1949到1956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领导人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估计过高。1958年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实际是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左”。1958年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想取消工资制，要在全国改为供给制。“文化大革命”就更左了，这个教训太大了。
苏联垮台是因为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
南方周末：你认为苏联体制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高放：苏联这个国家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不能让群众集思广益，推动国家的进步。
苏联是1954年最早建立第一个核电站，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1年苏联第一个载人宇航飞行。苏联科技领先，给美国很大的刺激，这两个制度展开在科技方面的竞争。1969年美国第一个载人宇航在月球降落，超越苏联了。苏联这个体制只注意了军工的发展，忽视了民用企业的发展，苏联人民勒紧腰带发展航天事业。到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死了20万人，且辐射将影响100年。
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技术不过硬，有很多毛病，结果领导没有很好地采纳这个意见。苏联在1960、1970年代核电站就出过好几次事故，报纸都不公布，宣传上报喜不报忧。
1986年4月26日凌晨就发现核电站出事了，结果往上报的时候，没如实向总书记报告说核电站爆炸了，仅仅跟总书记说核电站出问题了。凌晨五点多，戈尔巴乔夫还在睡觉，接到电话，马上就问科学院院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罗夫，他就是这个核电站的设计者，这个83岁的老官僚还没退下来，他说不会出问题，可能出一点小毛病，而且开玩笑说，你可以喝一杯酒、睡一个好觉。
有人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是苏联灭亡的一个预兆，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它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暴露了苏联过度集权的官僚体制的严重弊病，几十年都没改。现在很多人在总结苏联灭亡原因时，都是说由于苏联“高度集权”，我认为应该说是“过度集权”，“高度集中”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集权多还是分权多的问题，根据每一个国家具体条件应该有所选择。但是“过度”集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苏联体制“过度集权”的表现是什么？
高放：比如以党代政，这就是过度集权了，苏联规定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把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党中央去了，国家权力机关被架空了。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后来变成了橡皮图章表决机器，一切都由苏共中央来决定。苏共中央不是集体讨论的，有不同意见作为反对派都被斯大林消灭掉了，最后在党内是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
斯大林体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危害，我用三句话概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个人集权制，党政军三大权他一个人独揽了，斯大林既是总书记又是政府总理，又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过党政不分，列宁说党政体制要分开，首先从党入手，设一个总书记，专门管党员工作，这就是苏共设总书记的原意。斯大林1922年开始担任总书记直到他去世，当了31年，是终身制。
我们国家有进步，废除了终身制。我们党章里说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的。1982年宪法规定，政府主要领导人不得超过两任。但是权力仍然是过度集中。中共党内民主有变化，过去毛泽东是他一个人决定，现在一个人决定是不行的，要集体商量，但党内民主仍然是不充分的。现在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但党代会理应实行年会制与常任制。
资本主义有缓解局部矛盾的机制
南方周末：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一百多年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怎么发展？
高放：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19世纪资本主义就应该灭亡了，《资本论》里明确讲丧钟敲响了，马、恩多次讲了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解放。他们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就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的注意和研究，英国、法国、德国都分头在搞社会保障制度。它们开头仅仅搞一个济贫法，济贫法仅仅救济一部分穷人，后来搞社会保障法，保障全社会的安全，给你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让你参加企业管理，调动你劳动的积极性，当然有工人斗争的原因，最终还是靠科技。
南方周末：资本主义有许多弊病，但它为什么灭亡不了？
高放：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有修复机制，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和自由。所以，每一次危机，总有人起来给它出主意。资本主义危机渡不过，只有两次，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危机没有渡过去，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第二次危机没有渡过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东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
资本主义总结它两次失败的教训，不断改进。战后美国危机已经发生了十多次了，都渡过去了；而且每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还是具有活力的。美国2008年很大的危机，现在才三年，基本上复苏了。
美国这次危机还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本·拉丹2001年9月11日对世贸大楼的袭击，使美国失去两千多管理层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会从各个方面给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美国报刊经常登出来这样的文章，对政府敲警钟。
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苏联历史上不是没有人提出搞市场经济，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等等。邓小平在我们国家提出“市场经济”，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实际上邓小平1979年就谈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到1991年才能公开地说出来。资本主义有很多人给它出主意，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其矛盾，但是能缓解局部的矛盾。
中国模式是四种模式混合
南方周末：《参考消息》最近刊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质疑中国模式的属性，认为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现在中国没有社会主义。你怎么看？
高放：这个看法当然是片面的，中国现在有社会主义。2010年我们学校研究生采访我对中国模式问题怎么看。简单地说，我不同意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模式就是标准的显示，中国领导人现在都不用中国模式，用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另外一种认为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好得很，现在很多国家都向我们学习。
据我考证，邓小平1980年就提出了中国模式，不仅有中国革命模式，还有中国建设模式。后来为什么我们领导人都不讲中国模式了？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路子走过来了，模式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我们现在领导人都不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那么，现在中国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我说现在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模式，是一个四不像的模式。
中国模式是针对苏联模式提出来的，我们要改革苏联模式，才出现中国模式，跟苏联模式比较起来，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都有很大的变化，这几个方面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西，是有目共睹的，把中国模式说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模式，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点，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模式现在真的掺杂着美国模式的东西。最明显的，社会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两极分化，最近有消息说，中国亿万富翁接近60万人了，比美国多得多。我们的官员腐败超过美国，美国的官员没有我们腐败得这么严重。特别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完全采取华尔街模式，报纸公布，保险公司总经理一年六千多万元收入。这是美国模式的东西。
此外，还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还存在。
我们还有欧盟模式的东西，就是有国营经济的东西，国营经济要有国家垄断的行业，像石油部门、电信部门。但私营经济的成分比例越来越大，我们叫非公经济。
所以，中国模式现在还在形成中，实际上四个模式都有，有中国特色，有苏联模式，有美国模式，有欧盟模式。中国今后的发展就应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少苏联模式的弊病，减少美国模式的弊病，减少欧盟模式的弊病，这样使中国特色能够全面形成。
南方周末：我们应该如何完善中国特色？
高放：关键看我们今后怎么实践了，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党的文件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得很圆满，但是还有待在实践上落实。我作为一个平民教授，最切身的体会，我们党提出来“以人为本”，这非常好，我们也做了很多以人为本的事，但是我们国家“以官为本”的现象相当严重。有中学生说他们未来的理想是想当领导。中国今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在于领导人怎么说，党的文件怎么说，关键在于你怎么做，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高放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时期的元老，从23岁开始走上讲台到现在61年了，自称“平民教授”。1981年他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导，因为在学术界的敢言，“高放”的名字被同行解读为“思想高度解放”。
2009年教育部在人大设了文科一级教授的试点，高放被评为人大惟一的政治学科的荣誉一级教授，“相当于荣誉院士或荣誉学部委员”。教育部至今还没有规定一级教授该享受的相应待遇。“别人到我家里一看，说你住的房间怎么还这个样子？我说，学校没有亏待我，学校前年颁发荣誉一级教授证书时还给我照了相，校长给我送了鲜花。”高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博士生定期来他家挤着上课，他眼睛有病，不能用电脑，学术活动还很繁忙。这些天，他在为几家杂志撰写有关建党九十周年的论文。
中国本应从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
南方周末：你研究社会主义六十多年了，关于社会主义话题，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高放：最关心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在什么样、将来往哪里去。
最近于幼军、黎元江出了一套书《社会主义五百年》，这个题目是我建议的。书前两卷早就出版了，当时叫《社会主义四百年》。我说社会主义不只400年，社会主义思想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算起，到现在应该是近500年。
现在中国人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就是作为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为什么到74年的时候垮了？苏联模式垮了不只苏联一国，还要加上整个东欧一片八国，还有亚洲的蒙古和柬埔寨，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本来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江山，人口、地理、工业产量几乎都是三分之一天下了，这十一国为什么稀里哗啦地在1990年代初整个垮台了？
现在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剩下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中国取得的成就最大，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古巴、越南、朝鲜、老挝要借鉴我们的经验，建设越南特色、朝鲜特色、老挝特色、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南方周末：中国搞的社会主义现在来看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高放：我觉得从中共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这段搞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俄国原是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原是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突出贡献是从1930年代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认识到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中国应该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但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认识转变了，认为不能长期搞新民主主义，应该尽快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已经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一建国就宣布“一边倒”，倒向苏联这边，东欧八国大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政权，通过人民民主形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中国还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跟人家差了一截。当时那样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加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也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分三步走，资本主义改造也分了三步走，先是加工订货，后来发展到公私合营，最后全行业合营，不是简单的对资本家剥夺和排挤。但是也因为从1949到1956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领导人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估计过高。1958年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实际是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左”。1958年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想取消工资制，要在全国改为供给制。“文化大革命”就更左了，这个教训太大了。
苏联垮台是因为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
南方周末：你认为苏联体制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高放：苏联这个国家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不能让群众集思广益，推动国家的进步。
苏联是1954年最早建立第一个核电站，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1年苏联第一个载人宇航飞行。苏联科技领先，给美国很大的刺激，这两个制度展开在科技方面的竞争。1969年美国第一个载人宇航在月球降落，超越苏联了。苏联这个体制只注意了军工的发展，忽视了民用企业的发展，苏联人民勒紧腰带发展航天事业。到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死了20万人，且辐射将影响100年。
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技术不过硬，有很多毛病，结果领导没有很好地采纳这个意见。苏联在1960、1970年代核电站就出过好几次事故，报纸都不公布，宣传上报喜不报忧。
1986年4月26日凌晨就发现核电站出事了，结果往上报的时候，没如实向总书记报告说核电站爆炸了，仅仅跟总书记说核电站出问题了。凌晨五点多，戈尔巴乔夫还在睡觉，接到电话，马上就问科学院院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罗夫，他就是这个核电站的设计者，这个83岁的老官僚还没退下来，他说不会出问题，可能出一点小毛病，而且开玩笑说，你可以喝一杯酒、睡一个好觉。
有人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是苏联灭亡的一个预兆，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它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暴露了苏联过度集权的官僚体制的严重弊病，几十年都没改。现在很多人在总结苏联灭亡原因时，都是说由于苏联“高度集权”，我认为应该说是“过度集权”，“高度集中”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集权多还是分权多的问题，根据每一个国家具体条件应该有所选择。但是“过度”集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苏联体制“过度集权”的表现是什么？
高放：比如以党代政，这就是过度集权了，苏联规定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把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党中央去了，国家权力机关被架空了。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后来变成了橡皮图章表决机器，一切都由苏共中央来决定。苏共中央不是集体讨论的，有不同意见作为反对派都被斯大林消灭掉了，最后在党内是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
斯大林体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危害，我用三句话概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个人集权制，党政军三大权他一个人独揽了，斯大林既是总书记又是政府总理，又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过党政不分，列宁说党政体制要分开，首先从党入手，设一个总书记，专门管党员工作，这就是苏共设总书记的原意。斯大林1922年开始担任总书记直到他去世，当了31年，是终身制。
我们国家有进步，废除了终身制。我们党章里说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的。1982年宪法规定，政府主要领导人不得超过两任。但是权力仍然是过度集中。中共党内民主有变化，过去毛泽东是他一个人决定，现在一个人决定是不行的，要集体商量，但党内民主仍然是不充分的。现在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但党代会理应实行年会制与常任制。
资本主义有缓解局部矛盾的机制
南方周末：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一百多年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怎么发展？
高放：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19世纪资本主义就应该灭亡了，《资本论》里明确讲丧钟敲响了，马、恩多次讲了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解放。他们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就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的注意和研究，英国、法国、德国都分头在搞社会保障制度。它们开头仅仅搞一个济贫法，济贫法仅仅救济一部分穷人，后来搞社会保障法，保障全社会的安全，给你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让你参加企业管理，调动你劳动的积极性，当然有工人斗争的原因，最终还是靠科技。
南方周末：资本主义有许多弊病，但它为什么灭亡不了？
高放：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有修复机制，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和自由。所以，每一次危机，总有人起来给它出主意。资本主义危机渡不过，只有两次，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危机没有渡过去，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第二次危机没有渡过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东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
资本主义总结它两次失败的教训，不断改进。战后美国危机已经发生了十多次了，都渡过去了；而且每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还是具有活力的。美国2008年很大的危机，现在才三年，基本上复苏了。
美国这次危机还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本·拉丹2001年9月11日对世贸大楼的袭击，使美国失去两千多管理层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会从各个方面给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美国报刊经常登出来这样的文章，对政府敲警钟。
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苏联历史上不是没有人提出搞市场经济，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等等。邓小平在我们国家提出“市场经济”，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实际上邓小平1979年就谈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到1991年才能公开地说出来。资本主义有很多人给它出主意，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其矛盾，但是能缓解局部的矛盾。
中国模式是四种模式混合
南方周末：《参考消息》最近刊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质疑中国模式的属性，认为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现在中国没有社会主义。你怎么看？
高放：这个看法当然是片面的，中国现在有社会主义。2010年我们学校研究生采访我对中国模式问题怎么看。简单地说，我不同意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模式就是标准的显示，中国领导人现在都不用中国模式，用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另外一种认为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好得很，现在很多国家都向我们学习。
据我考证，邓小平1980年就提出了中国模式，不仅有中国革命模式，还有中国建设模式。后来为什么我们领导人都不讲中国模式了？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路子走过来了，模式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我们现在领导人都不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那么，现在中国模式是什么样的模式？我说现在中国模式是一个混合模式，是一个四不像的模式。
中国模式是针对苏联模式提出来的，我们要改革苏联模式，才出现中国模式，跟苏联模式比较起来，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都有很大的变化，这几个方面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西，是有目共睹的，把中国模式说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模式，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点，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模式现在真的掺杂着美国模式的东西。最明显的，社会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两极分化，最近有消息说，中国亿万富翁接近60万人了，比美国多得多。我们的官员腐败超过美国，美国的官员没有我们腐败得这么严重。特别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完全采取华尔街模式，报纸公布，保险公司总经理一年六千多万元收入。这是美国模式的东西。
此外，还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还存在。
我们还有欧盟模式的东西，就是有国营经济的东西，国营经济要有国家垄断的行业，像石油部门、电信部门。但私营经济的成分比例越来越大，我们叫非公经济。
所以，中国模式现在还在形成中，实际上四个模式都有，有中国特色，有苏联模式，有美国模式，有欧盟模式。中国今后的发展就应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少苏联模式的弊病，减少美国模式的弊病，减少欧盟模式的弊病，这样使中国特色能够全面形成。
南方周末：我们应该如何完善中国特色？
高放：关键看我们今后怎么实践了，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党的文件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得很圆满，但是还有待在实践上落实。我作为一个平民教授，最切身的体会，我们党提出来“以人为本”，这非常好，我们也做了很多以人为本的事，但是我们国家“以官为本”的现象相当严重。有中学生说他们未来的理想是想当领导。中国今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在于领导人怎么说，党的文件怎么说，关键在于你怎么做，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站在建党起点眺望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人有逢十大庆的传统。当下，红歌唱响全国，红剧热播荧屏。
90周年了，除了传统，中共成绩的荦荦大单何在？GDP超越近百年宿命般的竞争对手日本，算得一件。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用一个漂亮的“V”型反弹，让国内生产总值重回亚洲之巅，达到世界第二。中共的党员数量也值得一提——八千万！当代政治史上，没有哪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像这样被不断刷新，也没有哪一个信仰能够凝聚如此庞大的人群。
从1921年一大时期的57名到2010年底的8026.9万名，仅仅这两个简单的数字，就足以呈现这个政党的巨大成长与惊人活力。相差悬殊的数字，留给了世界一个个的谜，关于中国的革命，关于中国的发展，关于中国的未来，也关于这个早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政党的一切。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政党？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90年前。在今天的繁华与喧嚣映衬之下，90年前上海望志路树德里106号那栋石库门式的小楼，或者浙江嘉兴南湖上的那艘游船，也许会显出几分孤寂与缥缈。历史书上记载，那个历史时刻的13个见证者与参与者为：3个教师、5个学生（其中两个中学生，1个留学生）、5个媒体从业者。这样出身的一些人，居然成了中国近代史篇章的书写者。在任何一个时代，你能想象吗？恐怕很难。
中共最初的57个党员，不是权贵，不属于社会高端人士，没有资源，更没有后台，甚至也并不完全掌握当时最热门的思想武器之一。别忘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很多集中在国民党内。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仅仅是一群对现实不满的人，能凭借的只有理想、热情与坚持。
所以，在残酷的政权争夺中，他们几乎犯了所有能犯的错误——甚至，13个中共的缔造者中，也有三人叛变两人退党，遭遇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残酷的生存环境。然而它最终通过牢牢抓住三次战略机遇，顺势而为地走到了今天：第一次是日本入侵、民族存亡悬于一线之际，这个国际主义的政党打出了“抗日”的民族自卫旗号；第二次是国共内战时期，这个政党牢牢抓住农民、土改、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第三次是“文革”后，全国一片萧条，这个政党对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醍醐灌顶似的感悟。如果说，这三次选择有什么共同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回应民众最强烈的呼声，顺应潮流，释放人民的创造性与活力。
站在建党的历史起点，我们能够看到中共曾经许了国家和人民一个怎样的未来——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极大自由。
如今，中国站在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上，“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已可见一斑，紧接着要实现的当属“人的极大自由”。随着生产力的极大释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瓶颈。用先贤的预言似的警示来说，就是中国未能很好地避免一个“食利阶层”的复活，今天很多中国人重新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由此引发出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其中主要针对的，有贪污腐败、公权力滥用、贫富悬殊，更有公民权得不到保障的问题。
如何解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路径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是中共领导人思想的一脉相承。六十三年前，在西柏坡，毛泽东曾经开出的药方更加简单明了，只有“民主”两字。而民主与不民主的衡量标准，“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
无论是在夺取政权，还是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喜欢说，她带领中国人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不可避免会犯很多错误。其实，中国未来的路有没有人走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初创时的理想、热情与坚持，以及在历史选择关头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的敏锐。
90周年了，除了传统，中共成绩的荦荦大单何在？GDP超越近百年宿命般的竞争对手日本，算得一件。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用一个漂亮的“V”型反弹，让国内生产总值重回亚洲之巅，达到世界第二。中共的党员数量也值得一提——八千万！当代政治史上，没有哪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像这样被不断刷新，也没有哪一个信仰能够凝聚如此庞大的人群。
从1921年一大时期的57名到2010年底的8026.9万名，仅仅这两个简单的数字，就足以呈现这个政党的巨大成长与惊人活力。相差悬殊的数字，留给了世界一个个的谜，关于中国的革命，关于中国的发展，关于中国的未来，也关于这个早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政党的一切。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政党？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90年前。在今天的繁华与喧嚣映衬之下，90年前上海望志路树德里106号那栋石库门式的小楼，或者浙江嘉兴南湖上的那艘游船，也许会显出几分孤寂与缥缈。历史书上记载，那个历史时刻的13个见证者与参与者为：3个教师、5个学生（其中两个中学生，1个留学生）、5个媒体从业者。这样出身的一些人，居然成了中国近代史篇章的书写者。在任何一个时代，你能想象吗？恐怕很难。
中共最初的57个党员，不是权贵，不属于社会高端人士，没有资源，更没有后台，甚至也并不完全掌握当时最热门的思想武器之一。别忘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很多集中在国民党内。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仅仅是一群对现实不满的人，能凭借的只有理想、热情与坚持。
所以，在残酷的政权争夺中，他们几乎犯了所有能犯的错误——甚至，13个中共的缔造者中，也有三人叛变两人退党，遭遇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残酷的生存环境。然而它最终通过牢牢抓住三次战略机遇，顺势而为地走到了今天：第一次是日本入侵、民族存亡悬于一线之际，这个国际主义的政党打出了“抗日”的民族自卫旗号；第二次是国共内战时期，这个政党牢牢抓住农民、土改、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第三次是“文革”后，全国一片萧条，这个政党对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醍醐灌顶似的感悟。如果说，这三次选择有什么共同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回应民众最强烈的呼声，顺应潮流，释放人民的创造性与活力。
站在建党的历史起点，我们能够看到中共曾经许了国家和人民一个怎样的未来——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极大自由。
如今，中国站在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上，“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已可见一斑，紧接着要实现的当属“人的极大自由”。随着生产力的极大释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瓶颈。用先贤的预言似的警示来说，就是中国未能很好地避免一个“食利阶层”的复活，今天很多中国人重新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由此引发出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其中主要针对的，有贪污腐败、公权力滥用、贫富悬殊，更有公民权得不到保障的问题。
如何解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路径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是中共领导人思想的一脉相承。六十三年前，在西柏坡，毛泽东曾经开出的药方更加简单明了，只有“民主”两字。而民主与不民主的衡量标准，“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
无论是在夺取政权，还是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喜欢说，她带领中国人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不可避免会犯很多错误。其实，中国未来的路有没有人走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初创时的理想、热情与坚持，以及在历史选择关头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的敏锐。
欲求社会进步，除法治外，别无他途
马克昌，中国著名刑法学者，2011年6月22日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马先生总是坚持真理，不屑隐讳。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热爱公义，为求法治，竭尽心力，终其一生。
马克昌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终于可以开怀畅饮了。马克昌，中国著名刑法学者，2011年6月22日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好友张思之和他最后一次喝酒是在两年前。当时，马先生的口腔已经处于长期溃疡的状态，对着交往三十多年的挚友，他调皮地说，我不能多喝，但是可以陪你尝一尝。
酒是马先生一生钟爱之物。他的身上隐隐透出爱酒之人的自得。马先生一副清瘦的面庞，眼睛澈亮，见过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位灵敏、温和的老人。
2011年6月26日上午9时，法学泰斗马克昌的追悼会在武汉举行。学界与政法界名流纷至前来追悼、或发来唁电。生前高山仰止，身后哀荣备至。
马先生1947年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到人民大学系统学习了苏联刑法的理论。1957年马先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时年31岁，在这个学术生命勃发的而立之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帮助党整风的赤诚之心，却被污蔑为“向党进攻”，结果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平反，他和他热爱的法律教育分开了整整22年。其间，武大法律系遭撤销，公检法被砸烂，他做过图书馆管理员，下过农场，所干的工作都和法律相距遥远。
他的学生、云南省高院院长许前飞感慨，作为一个研究刑法的专家，马先生的法学生涯前三十年如同他几乎倾注毕生心血的刑法一样命运多舛：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1950年开始起草，1957年反右时已有第22稿，再至1963年时已有第33稿。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冲击，直至1979年才得以问世。
造化弄人，平反后的第二年，他就被召上京，参加审判“四人帮”的工作，在法庭上为吴法宪辩护。日后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您当年遭此厄运，还会替“四人帮”成员辩护？
马先生说，法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是学法律的，总是希望这个国家能走上法治的道路。
为求法治，他竭尽心力，致其所志，终其一生。
研究法律，马先生做的是真学问。78岁那年，他靠一笔一划写出了80万字著作《比较刑法学原理》，学界为之一震。此时他早已名满法界，参加过刑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中央司法机关的智囊。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书中大量材料都是日文一手资料。
很多人不知道，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马先生自学了日语，他常常怀念那段不问世事无人干扰的做学问的好时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是他治学唯一的信条。
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学苏联刑法出身的马先生，对日本刑法和判例如数家珍，曾让台湾学者许秀兰非常惊诧，她说，日后请大陆学者赴台讲学，第一个就请马克昌。
马先生了解苏联刑法过于政治化的局限。他的大多数学生在入师门时，都曾被他要求选修日语或德语，日后都曾赴日本、德国学习，日本著名刑法学者西原春夫说马克昌是将日本刑法介绍到中国的恩人。
批评臧否，马先生说的是真问题。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批判，言犹在耳，“把律师和代理人作为一种犯罪的特殊主体，这是世界独有的，是中国刑法的耻辱！”他建议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坚持党的领导”要写，“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样要强调。
马先生认同社会进步，认为除了法治，别无他途。他真笃诚恳，总是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在司法机关的学生告诉他，全国人大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还没有具体解释，学生倾向于对黑社会做宽泛一点的认定，以更有利于打击犯罪。马先生听完忧心忡忡，“你怎么毕业没几年想法就有这么大的转变，看来中国的法治之路艰难啊！”
张思之和马先生都是至情至性之人。在张思之看来，马先生不急不躁，宽容大方，总是能找到妥当的处理方式，为官方所接受。
据马先生身边人介绍，有一次，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到马先生家里看望他，说到了党内的“双规”问题，马先生说要给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写信，反映一些问题，俞正声说，好，你来写我也来写。后来吴官正方面给马先生来信说明了情况，还就规范“双规”下发了一个通知。
死刑复核权刚收回最高法院不久，死刑政策曾有起伏，马先生写信给最高法院，鼓励他们一定要把“少杀慎杀”坚持住。
马先生深谙在中国社会现实下，法律专业知识必须同官方决策结合，方能对法治有实质性的推动。他的学生多在司法实务部门任要职，最高法院两位主掌生杀大权的副院长张军、熊选国，都曾受教于他门下。他的学生、人民大学教授谢望原说，马先生对学生，总是扶上马，再送一程。
他更有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律人少有的独立和冷静。在邓玉娇案中，他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娇没有受到强奸的危险，遭到公众猛烈批判，甚至有法律界人士说他晚节不保。真正了解马先生的人都为他抱不平。张思之听闻“晚节不保”的评价气愤难当；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者苏惠渔说，马老肯定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在马先生看来，外界之评云淡风轻。后来，他曾几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于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的胜利时，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终有一天会落在你身上。”
马先生和很多致力于法治的人都是朋友。记者可以随时拨通他的电话采访他。律师、法官找他请教，他总是欣然应允。“都八十多岁了，有时候让我看得很不忍心。”张思之说。1980年，因为都被召集到北京为审判四人帮做准备工作，张思之与马先生相识，因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双方可谓“一见钟情”，此后他们一直联系，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深厚友谊。这些年来，只要马先生到北京，或者张先生去武汉，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喝几杯，雷打不动。“大到时局小到心境，无话不谈，有时候几杯下去，还会动点感情。”
老朋友们总能从马先生那里得到温暖。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因搞教育改革被免职时，马先生第一个登门拜访安慰他，“你这些年搞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很支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因为给黑老大黎强辩护被骂时，马先生写信告诉他，你说的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不是犯罪的组织，没有错！信末还说，每个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作为律师，你正常履行职责，无可非议！
晚年时分，马先生有时会跟身边人感慨，中国法治进程太慢，自己使不上劲。
他最后一次参加最高法院的特邀专家咨询会是2010年初，当时他刚做完手术，身边人劝他别外出，他说，当面给最高法院院长提建议的机会不能错过。
因为白血球过低，马先生最后几个月里几乎没有抵抗力，医生嘱咐必须少跟人接触。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他的学生、武汉大学教授陈家林不忍打断，默默打着条幅，告诉老人家不要讲太久了。陈家林说，最后一次跟马先生通话，只能在重症病房外隔着玻璃看着他。他宽慰先生说，等他情况好一点，一起把《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写成。马先生说，尽力吧。一丝自知天命而无力挽回的遗憾令人动容。
一天后，马先生走了，留下了一个法律学者的清正、宽容、仁爱，和对公义的孜孜之求。瑞慈人权合作中心主任马兰娜在唁电中写道，“我深知马教授将会被世代中国法律学子和同行所铭记。他也将因对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开放态度、对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和刑事司法改革的贡献，为国际社会深深感念。”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02
马先生总是坚持真理，不屑隐讳。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热爱公义，为求法治，竭尽心力，终其一生。
马克昌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终于可以开怀畅饮了。马克昌，中国著名刑法学者，2011年6月22日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好友张思之和他最后一次喝酒是在两年前。当时，马先生的口腔已经处于长期溃疡的状态，对着交往三十多年的挚友，他调皮地说，我不能多喝，但是可以陪你尝一尝。
酒是马先生一生钟爱之物。他的身上隐隐透出爱酒之人的自得。马先生一副清瘦的面庞，眼睛澈亮，见过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位灵敏、温和的老人。
2011年6月26日上午9时，法学泰斗马克昌的追悼会在武汉举行。学界与政法界名流纷至前来追悼、或发来唁电。生前高山仰止，身后哀荣备至。
马先生1947年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到人民大学系统学习了苏联刑法的理论。1957年马先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时年31岁，在这个学术生命勃发的而立之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颗帮助党整风的赤诚之心，却被污蔑为“向党进攻”，结果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平反，他和他热爱的法律教育分开了整整22年。其间，武大法律系遭撤销，公检法被砸烂，他做过图书馆管理员，下过农场，所干的工作都和法律相距遥远。
他的学生、云南省高院院长许前飞感慨，作为一个研究刑法的专家，马先生的法学生涯前三十年如同他几乎倾注毕生心血的刑法一样命运多舛：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从1950年开始起草，1957年反右时已有第22稿，再至1963年时已有第33稿。历经数次政治运动冲击，直至1979年才得以问世。
造化弄人，平反后的第二年，他就被召上京，参加审判“四人帮”的工作，在法庭上为吴法宪辩护。日后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您当年遭此厄运，还会替“四人帮”成员辩护？
马先生说，法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是学法律的，总是希望这个国家能走上法治的道路。
为求法治，他竭尽心力，致其所志，终其一生。
研究法律，马先生做的是真学问。78岁那年，他靠一笔一划写出了80万字著作《比较刑法学原理》，学界为之一震。此时他早已名满法界，参加过刑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中央司法机关的智囊。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书中大量材料都是日文一手资料。
很多人不知道，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马先生自学了日语，他常常怀念那段不问世事无人干扰的做学问的好时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是他治学唯一的信条。
1980年代中期的一次研讨会上，学苏联刑法出身的马先生，对日本刑法和判例如数家珍，曾让台湾学者许秀兰非常惊诧，她说，日后请大陆学者赴台讲学，第一个就请马克昌。
马先生了解苏联刑法过于政治化的局限。他的大多数学生在入师门时，都曾被他要求选修日语或德语，日后都曾赴日本、德国学习，日本著名刑法学者西原春夫说马克昌是将日本刑法介绍到中国的恩人。
批评臧否，马先生说的是真问题。他毕生呼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他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批判，言犹在耳，“把律师和代理人作为一种犯罪的特殊主体，这是世界独有的，是中国刑法的耻辱！”他建议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坚持党的领导”要写，“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样要强调。
马先生认同社会进步，认为除了法治，别无他途。他真笃诚恳，总是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在司法机关的学生告诉他，全国人大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还没有具体解释，学生倾向于对黑社会做宽泛一点的认定，以更有利于打击犯罪。马先生听完忧心忡忡，“你怎么毕业没几年想法就有这么大的转变，看来中国的法治之路艰难啊！”
张思之和马先生都是至情至性之人。在张思之看来，马先生不急不躁，宽容大方，总是能找到妥当的处理方式，为官方所接受。
据马先生身边人介绍，有一次，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到马先生家里看望他，说到了党内的“双规”问题，马先生说要给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写信，反映一些问题，俞正声说，好，你来写我也来写。后来吴官正方面给马先生来信说明了情况，还就规范“双规”下发了一个通知。
死刑复核权刚收回最高法院不久，死刑政策曾有起伏，马先生写信给最高法院，鼓励他们一定要把“少杀慎杀”坚持住。
马先生深谙在中国社会现实下，法律专业知识必须同官方决策结合，方能对法治有实质性的推动。他的学生多在司法实务部门任要职，最高法院两位主掌生杀大权的副院长张军、熊选国，都曾受教于他门下。他的学生、人民大学教授谢望原说，马先生对学生，总是扶上马，再送一程。
他更有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律人少有的独立和冷静。在邓玉娇案中，他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娇没有受到强奸的危险，遭到公众猛烈批判，甚至有法律界人士说他晚节不保。真正了解马先生的人都为他抱不平。张思之听闻“晚节不保”的评价气愤难当；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者苏惠渔说，马老肯定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在马先生看来，外界之评云淡风轻。后来，他曾几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于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的胜利时，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终有一天会落在你身上。”
马先生和很多致力于法治的人都是朋友。记者可以随时拨通他的电话采访他。律师、法官找他请教，他总是欣然应允。“都八十多岁了，有时候让我看得很不忍心。”张思之说。1980年，因为都被召集到北京为审判四人帮做准备工作，张思之与马先生相识，因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双方可谓“一见钟情”，此后他们一直联系，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深厚友谊。这些年来，只要马先生到北京，或者张先生去武汉，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喝几杯，雷打不动。“大到时局小到心境，无话不谈，有时候几杯下去，还会动点感情。”
老朋友们总能从马先生那里得到温暖。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因搞教育改革被免职时，马先生第一个登门拜访安慰他，“你这些年搞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很支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因为给黑老大黎强辩护被骂时，马先生写信告诉他，你说的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不是犯罪的组织，没有错！信末还说，每个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作为律师，你正常履行职责，无可非议！
晚年时分，马先生有时会跟身边人感慨，中国法治进程太慢，自己使不上劲。
他最后一次参加最高法院的特邀专家咨询会是2010年初，当时他刚做完手术，身边人劝他别外出，他说，当面给最高法院院长提建议的机会不能错过。
因为白血球过低，马先生最后几个月里几乎没有抵抗力，医生嘱咐必须少跟人接触。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他的学生、武汉大学教授陈家林不忍打断，默默打着条幅，告诉老人家不要讲太久了。陈家林说，最后一次跟马先生通话，只能在重症病房外隔着玻璃看着他。他宽慰先生说，等他情况好一点，一起把《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写成。马先生说，尽力吧。一丝自知天命而无力挽回的遗憾令人动容。
一天后，马先生走了，留下了一个法律学者的清正、宽容、仁爱，和对公义的孜孜之求。瑞慈人权合作中心主任马兰娜在唁电中写道，“我深知马教授将会被世代中国法律学子和同行所铭记。他也将因对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开放态度、对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和刑事司法改革的贡献，为国际社会深深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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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本田体面收场，落点应是还原工人权利
中国台湾网，2011年6月27日，作者：王石川
（原文摘编）6月27日《京华时报》报道，今后，南海本田一线工人月工资收入将增加611元，虽然距工会提出的880元仍有距离，但已比原先工资1921元增加了32%。双方目前对该协商结果均表示“满意”。
权利不会从天降。正如法学家耶林所称，“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权利斗争是权利人受到损害，对于自己应尽的义务。”
这次协议的达成，离不了工会，工会被称为工人的娘家人、代言人，为工人说话责无旁贷。但在一些企业，工会的屁股坐歪了，不是替工人说话，而是让工人不说话。如果工会失语，那么，工人必将失去坚实的依靠，就会抛开工会，采取其他不可预知的方式。
具体到此次事件上，最终达成协议的途径是工资集体协商。工资集体协商，是全总近年来致力于推行的一大制度。但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遭遇了瓶颈性困境，存在“四不”现象：企业不愿谈，怕影响利润；职工不敢谈，怕被资方解雇；职工对工资法规政策不熟悉，不会谈；工会组织不作为，不想谈。南海本田事件告诉人们，只要工会硬起来，愿意有作为，就能发挥作用，不辜负工人信赖。
南海本田虽然体面收场，但是，这是一次沉重的提醒，应还原工人权利、尊重工人权益，确保工人有尊严，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推荐理由】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看这个问题，是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廉价劳力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据说美国乔治亚州已有公司在生产并向中国出口筷子。先发国家告别低工资时代，靠的是技术升级。而如今的中国有什么行业能够支付得起“高工资”的？难道靠垄断央企？
（原文摘编）6月27日《京华时报》报道，今后，南海本田一线工人月工资收入将增加611元，虽然距工会提出的880元仍有距离，但已比原先工资1921元增加了32%。双方目前对该协商结果均表示“满意”。
权利不会从天降。正如法学家耶林所称，“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权利斗争是权利人受到损害，对于自己应尽的义务。”
这次协议的达成，离不了工会，工会被称为工人的娘家人、代言人，为工人说话责无旁贷。但在一些企业，工会的屁股坐歪了，不是替工人说话，而是让工人不说话。如果工会失语，那么，工人必将失去坚实的依靠，就会抛开工会，采取其他不可预知的方式。
具体到此次事件上，最终达成协议的途径是工资集体协商。工资集体协商，是全总近年来致力于推行的一大制度。但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遭遇了瓶颈性困境，存在“四不”现象：企业不愿谈，怕影响利润；职工不敢谈，怕被资方解雇；职工对工资法规政策不熟悉，不会谈；工会组织不作为，不想谈。南海本田事件告诉人们，只要工会硬起来，愿意有作为，就能发挥作用，不辜负工人信赖。
南海本田虽然体面收场，但是，这是一次沉重的提醒，应还原工人权利、尊重工人权益，确保工人有尊严，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推荐理由】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看这个问题，是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廉价劳力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据说美国乔治亚州已有公司在生产并向中国出口筷子。先发国家告别低工资时代，靠的是技术升级。而如今的中国有什么行业能够支付得起“高工资”的？难道靠垄断央企？
未来中国的走向
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讲，2011年6月27日，作者：温家宝
（原文摘编）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人们非常关注，我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和廉政问题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遇到过。对各国的成功经验，我们要认真借鉴；对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应重复；对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来破解。
我们要创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探索社会的法则。做学问、搞科研，尤其需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推荐理由】这只是温家宝演讲全文的一小部分摘录，篇幅不长，信息量却极大，就像一部权利宣言书，光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一句，就涉及公民权利的方方面面，这些正是对演讲主题“未来中国的走向”的部分回答，即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公民权利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远没有完成。
（原文摘编）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人们非常关注，我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和廉政问题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遇到过。对各国的成功经验，我们要认真借鉴；对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应重复；对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来破解。
我们要创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探索社会的法则。做学问、搞科研，尤其需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推荐理由】这只是温家宝演讲全文的一小部分摘录，篇幅不长，信息量却极大，就像一部权利宣言书，光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一句，就涉及公民权利的方方面面，这些正是对演讲主题“未来中国的走向”的部分回答，即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公民权利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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